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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罗胖 于 2019-7-16 23:04 编辑
林风眠26岁时就已经是北京国立艺专的校长了，代表学生有徐坚白与谭雪生夫妇，吴冠中，赵无极，而在他38岁以后，却经历了流亡逃难，妻女别离，孤独和困顿。他曾对外孙说：等我的画卖得好了，就给你们买个自己的房子......
1991年8月12日，92岁的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。
“干什么的？身上多是鞭痕？”上帝问他。
“画家。”林风眠回答。
这是林风眠去世后，黄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一幕。我总觉得，所有写林风眠的文字，都没有黄永玉这短短几句话这么有力。他多舛的一生，就凝聚在这一问一答之间，这是一个注定为画画而生的灵魂，命运把鞭子抽在他身上，他笑一笑，仍然紧握着手中的画笔。
林风眠这辈子，当过校长，坐过牢；风光过，也落魄过，他所有的光荣和苦难都因画画而起，大半生都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，如同他画中反复出现的那只孤雁。
孤独是他的宿命，他这一生，总是在不断地离别，幼时与母亲诀别，动乱时与妻女分别，暮年索性去国留乡。孤独剥夺了他享受家庭幸福的权利，却赋予了他辉煌的艺术生命。
如果让我给林风眠写墓志铭，我会在他的墓上写下一行字：孤独及其所创造的。
（1）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，是母亲的下落不明。 林风眠出生在广东梅江边一个小山村里，原名叫作林凤鸣，村子前流过一弯清澈的溪水，水中荇藻青青，溪边芦苇摇曳。
他6岁那年，溪边新开了间染坊，那五彩的颜色，给单调的乡村生活添加了斑斓。林风眠从小就对色彩感兴趣，总是缠着母亲带他去染坊玩。母亲是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，在家里地位很低，那一阵，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乐，经常穿着染成青绿颜色的衣裳在镇上飘来飘去。然后，就发生了那件令林风眠不堪回首的事：母亲被族人五花大绑在村口，被树枝抽打，被蚂蚁咬，被族人唾骂，他们都说母亲和染坊老板做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
小小的林风眠被家人关在屋里，听到母亲一声声的惨叫，他奋不顾身地拿着把刀从屋里冲了出来，大哭大叫，说要杀死毒打妈妈的人，说长大以后要杀了全族的人。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回家里的，只记得从那以后，就没有见到过母亲。有人说她被“浸猪笼”了，也有人说她被卖到山里去了。
失去了母亲，林风眠的童年便变得孤独了，他不愿意和村里人接近，总是对着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描摹。或者跟着祖父去刻石碑，祖父是个石匠，长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、刻呀，还告诉他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做石匠，不要想什么读书做官。祖父让他少穿鞋子，并说：“脚下磨出功夫来，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。”
祖父对他影响很大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，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，成天是闲不住的；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、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，而我却是在轻薄的、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。”
林风眠最终没有听祖父的话，他18岁从梅州中学毕业后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样，上山打石头刻石碑，而是选择去了上海，后又辗转去到法国留学。
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，可故乡的山水一直在他心里，母亲的样子也一直在他心里。他爱画秋骛苇墉，正是岭南秋天常见的风景。他笔下的京剧人物，就像母亲一样有着向上微翘的丹凤眼，浮现着迷人而忧郁的微笑。
他为什么不回家？是近乡情怯，还是始终不肯原谅村人？个中理由，他从未对人说过，我们也无从揣测了。
（2）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，是妻子罗拉的骤然去世。 在此之前，他刚刚尝到一点人生的甜头。林风眠生来就是个做画家的料，在梅州中学读书时，美术老师梁伯聪十分赏识他，常给他的作业打120分，理由是“他的画比我还好”。
中学毕业后，林风眠去上海投奔同窗好友林文铮，恰好在报纸上看到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留学的广告，于是就和好友一起报了名。
1921年，林风眠和同伴们坐四等舱来到了巴黎，一心想投身艺术的他把自己的名字从“凤鸣”改成了“风眠”。临风而眠，我从未见过如此诗意的名字。
他先在法国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，不到半年后，院长杨西斯惊异于他的才能，劝他说：“你在我校没有什么可学的了，我介绍你去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吧。”就这样，林风眠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，师从柯罗蒙学素描和油画。
他一度沉迷于自然主义，后来杨西斯看了他的画后批评说：“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太长，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。你是一个中国人，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、优秀的传统啊，怎么不去好好学习？”
一句话惊醒梦中人，从此后，林风眠就从学院派变成了“野路子”，从全盘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，最终回到了中国的传统上。
巴黎素有“枫丹白露”的美名，给予了林风眠充分的艺术滋养。求学之余，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馆，不光看画，也看雕塑、陶瓷、木刻、工艺，就像一只贪婪的蜜蜂，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。
他非常喜欢达.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，每次静立在她面前时，感觉就像母亲在对着他微笑在，总会感动得流下眼泪来。他评价说：“那是感情与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画，别的画挂在它旁边都会掉下来。”
在巴黎待了一阵后，他去德国游学了，正是在这里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罗拉。那时他其实已有女友，可一见到罗拉，就怦然心动，如痴如醉，很快就做出了选择。
罗拉和他一样酷爱艺术，经常为他弹奏德国古典和现代钢琴曲，那些美妙的音乐，融入了林风眠的生命中，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投契的姑娘。
可惜好景不长，就在林风眠的画入选了法国秋季沙龙展览，艺术上崭露头角时，罗拉却在分娩时不幸染疾，母子同亡于巴黎一家医院。
这是林风眠一生中最伤心的事，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艺，没日没夜地刻了一块石碑，安置在罗拉的墓前。许多年以后，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回巴黎开画展，又来到了罗拉的墓前久久伫立。
命运对他就是这样无情，每次他初尝到一点人世的温馨时，又会骤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。
他后来又结了婚，第二任妻子叫阿丽丝，是个法国姑娘，曾送过他一朵野蔷薇花。他很照顾阿丽生，还和她生了个女儿蒂娜，可他再也没有像爱罗拉那样炽热地爱过任何人。
（3）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，是他倡导的“艺术运动”的失败。 1926年，在回国的船上，林风眠遇到了徐悲鸿，那时徐已声名鹊起，又是官费生，名头和派头都远胜过林。相遇后，徐悲鸿问他回国有什么打算，林风眠如实回答说，还在找工作。
下船后，码头上有几个人扯起红布横幅，上面写着“欢迎林校长回国”，有人向船上大声喊道：“我们接林风眠校长，哪位是林校长？”
“我是林风眠，但我不是校长。”林风眠还不知道，蔡元培早已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。
同船的徐悲鸿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因为蔡元培原本保荐的是他，因他在新加坡滞留数月才转荐林风眠。
林风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，那一年，他才26岁。
二十到三十多岁那个阶段，是林风眠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。有感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，他决定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那时的林风眠完全像一个斗士，他当校长，办画展，向传统的中国绘画“宣战”，试图“调和中西”。
他请来了齐白石任教，当时的齐白石，只是个画民间画的木匠，不敢到全国最高艺术学府执教。林风眠多次登门，诚恳邀请，终于说服了他。每次齐白石上课时，他都会叫人预备一把藤椅，下课后还亲自送他到校门。
林风眠在北京做过最轰动的事是开办艺术大会，他大力主张“艺术救国”，认为在人生中，政治不如面包，面包不如艺术。他在大会的宣传画上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：“人生需要面包，人生还需要比面包更重要的东西——艺术呢！”
他坚信艺术的力量，曾深情撰文说，艺术的第一利器，是他的美。美像一杯清水，美像一杯醇酒，美像人间的一个最深情的淑女，给人以温情和安慰。他深信，艺术是一切苦难的调剂。
艺术大会一开就是一个月，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，试图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民众心中。可惜民众大多并不理解，有人甚至写信批评说，多少可怜的百姓啼饥呼寒，你们却充耳不闻，还要开什么艺术大会！
林风眠大力推行艺术大众化，雇请人体模特，引起了教育总长刘哲的反感，他认为林是“赤化校长”，向张作霖报告要逮捕他。幸好张学良在旁边说：“我看林风眠是个清白的美术家，没有问题的。”林风眠才得以脱险。
重压之下，他只得南下，到杭州筹办艺术院并任校长。艺术院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，成了中国美术家的摇篮，也流传着许多有关“林校长”的故事。
林风眠从不束缚学生，而是鼓励他们“放松一些，随便些，乱画嘛”，还对学生说“画不出来，就不要画，出去玩玩”。
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，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，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，题上“赵无极画石”，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。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，认为是“目无师长，戏弄国画”，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，是林风眠极力说情，才让他免于开除。
学生洪毅然画画太理智、太冷静，他就劝洪在作画之前少量喝一点酒，这样就会狂热起来。
很多艺术院的学生认为，林风眠几乎用他的整个人格影响着他的学生。可惜的是，林风眠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校长，他拙于事务，不擅应酬，在学生闹事时无法处理自如。他的画风被视为洪水猛兽，他的性格也不讨人喜欢，他领导的艺术运动最终寿终正寝，本人也不得不辞去艺专校长之职。
他一度爱画现实题材，试图以艺术为利器改造国民性。1931年，蒋介石到艺专来参观，见到了他画的《痛苦》，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，说道：“青天白日之下，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？”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，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，写实转向写意。
离开艺专的林风眠，彻底从斗士变成了隐士。他先是迁居于上海，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，没有任何职务，只靠卖画为生。后来索性独自跑到重庆嘉陵江边的一间茅草屋里住下，一住就是五六年。
据拜访过他的人形容，茅屋里仅有一张旧白木桌子，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，以及油瓶。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，他不知疲倦地画啊画啊，一种全新的画风诞生了，因为个人风格太过强烈，被称为“风眠体”。
所谓“风眠体”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诗意中蕴含着淡淡的哀伤。他笔下的风景不是现实中的景色，而是记忆中的景色，是艺术家主观表现的景色，是林风眠自我心灵的呈现，清逸缥缈但又有着深厚文化底蕴，就像杜甫诗句“渚清沙白鸟飞回”中的意境，孤独地美着。“风眠体”是在孤独寂寞、痛苦贫困中诞生的。
(4）六七十年代，命运便完全露出了狰狞的一面，鞭子如雨一般落到他的身上。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，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，经常一天烧一顿稀饭，配烧得发黑的霉干菜烧肉吃。这一别就是22年，他把女儿蒂娜的照片挂在客厅里，可照片如何能慰藉他的孤寂。最伤心的是，在徐悲鸿式写实风格主宰的年代，没有人再欣赏他的写意画，甚至有人称他的画作不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是“黑画”。
柳和清回忆：“在那段‘凄风苦雨’的岁月里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、孤单的身影，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、踟蹰，冷冷清清，孤孤寂寂……有一次，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：‘今后，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！’”
傅雷与林风眠是知交，曾许诺说要帮他写传。可惜，1966年9月，傅雷夫妇愤然双双自杀离世。听闻这个消息后，林风眠非常悲伤，他不是傅雷那种玉石俱焚的性格，于是决定亲手毁掉自己的画以绝后患。
我多么希望这一幕未曾发生过：
林风眠关紧门窗，烧画的烟把他的脸熏得乌黑。他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，又改了办法，把画撕碎，泡成纸浆，然后从马桶冲下去。据义女冯叶回忆，林风眠的脸坚毅决绝，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，帮他毁画的学生舍不得撕碎其中几幅精品，林风眠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不要连累任何人，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，我要亲手毁了它，我还会再画……”
画还没毁完，红卫兵就到了，他被关押起来。一关就是5年，他的双手被反铐起来，手腕肿得厉害，手铐都嵌进了肉里。吃饭时也不给解铐，他把嘴凑到饭盆边吃以求生存。他的许多朋友都自杀了，他说：“我绝不自杀。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。”
5年后，在周恩来的关照下，释放了一批艺术家，其中就有林风眠。
他出狱时，已经72岁，没有人记得这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是名动一时的大画家。回到家，他取下女儿的照片，在背面写了一行字：
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
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，说有外宾要见他。匆匆赶去，外宾竟是30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，赵无极已疾步来到面前，长跪不起。
师生当场抱头痛哭。林风眠事后说，赵无极这是要救他呢，身为外宾如此重视他，造反派自然不敢拿他怎么样了。
(5)人生最后的一鞭---隐居香港在此终老 78岁那年，他受老乡叶剑英关照去了香港，只准他带走34幅画。带不走的画他都送给了亲友，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，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1988谭雪生和徐坚白专程赴港探望林风眠
生命中最后十几年，林风眠是在香港度过的，妻女仍住在巴西，他去短暂探望过两次，还是两地分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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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独就像是他的宿命，晚年他已全盘接受这宿命，不再抵抗，而是自觉地与世隔绝，凭着记忆重画在“文革”中毁掉的作品，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。他活到92岁才去世，最终依风长眠于香江。
临终前留下绝笔：我想回家，要回杭州。 林风眠的一生，总让我想起苏轼笔下的那只缥缈孤鸿。他这辈子活得太孤单了，生前离群索居，死后声名也被遮蔽，最终，却是这份孤单成就了他。在清寂的天地里，林风眠宛若一只惊鸿，翩然飞过。
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个生性冷清的人，越到晚年却越喜欢浓郁、明快、通透的色彩。我喜欢他画中的秋天，大团大团的金黄色，那么明亮，那么绚烂，满是生命的热情和活力，只看他的画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过那么多磨难。
诗人艾青曾为林风眠画集做了一首诗： 色彩写的诗， 光和色的交错。 他的每一幅画， 给我们以诱人的欢欣。 如果一个画家，披着满身鞭痕，依然能创造出给我们以诱人欢欣的画来，这样的灵魂，最后的归宿肯定是天堂。
作者：慕容素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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