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记录下的彩色中国1960-1980 - 酒摄会拍客部落

看完翁乃强的摄影展，观众要求和他合照，不约而同选在一张高宽均为1.8米的照片前。照片近景是挤挤密密的红卫兵，高举双手和红宝书，远景是国家领导人站立在天安门城楼，毛主席在最前，持帽挥手，就像站在一艘巨轮上指挥航行。

这是翁乃强最满意的照片之一，“比较有气势，能代表‘文革’初期的情况。”他为照片起名：《红卫兵：毛主席万岁，毛主席万岁。毛主席回应：人民万岁》。拍卖时更名为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2006年华辰拍卖会，照片拍出了20.5万元人民币。

翁乃强1964年开始在日文外宣刊物《人民中国》担任摄影记者，1990年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。2013年，他向中央美术学院捐赠143张照片，包括“大海航行”等一系列“文革”照片，5月31日到6月19日，照片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。

“文革”期间拍摄和保存了许多负面照片的李振盛，欣赏翁乃强照片“强烈的美感和油画效果”，这些大部分反映“祖国山河一片红”和“莺歌燕舞大好形势”的照片，“很美好，挂在客厅里、卧室里都很好，有装饰性、有文化感”。

《老照片》主编冯克力则从当年的“宣传品”照片中读出了新的意味：“毛泽东好像在天上，和老百姓的距离拉得非常大，很形象地反映了毛和老百姓的距离，反映了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、把他推到天上的癫狂状态。”

有来观展的小朋友，不解地问翁乃强：“‘文革’不是很黑暗，很残酷吗？”他们在展览上看到的“文革”图景，大多是红卫兵学习红宝书、重走长征路、知青开荒，或热烈欢快或积极正面，少见批斗、枪毙等惨烈场面。

“批斗会，审讯、处决犯人我没有拍。有一些是我没有赶上，另一方面我也不拍这些东西。”翁乃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那天是1966年8月18日，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。翁乃强早上七点从王府井家中步行到东长安街，一路穿过漫长的红卫兵队伍，来到天安门广场。在距离城楼一百米左右的观礼台上，翁乃强用一台禄莱120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。红卫兵山呼毛主席万岁，汇聚到翁乃强的耳朵里，只剩一阵嗡嗡巨响。

“大海航行”的场景，翁乃强拍了三张。一张未公布——因为城楼上的红旗飘起，正好把毛主席挡在阴影里。另两张也都没有在《人民中国》发表，因为涉及中央领导人的照片都要送审，算上印刷和运去日本的船期，需要三个月，早就失了时效。杂志封面最后用的是红卫兵热烈欢呼的场面，没有毛主席。

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，翁乃强拍了八次。有一次，毛主席的车从文化宫出来，翁乃强拿起135相机取景，发现天安门高耸，把毛主席嵌在里面，背景很暗。他立刻蹲下，毛主席升高了，天安门降下来，这才按下快门。这是最后一次还是倒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，翁乃强已经记不清，只记得当时天已转冷，“毛主席穿着棉衣，叶帅也是穿着棉衣”。画面上，天空灰蓝，毛的神情疲倦。

这张照片的对面墙上，挂着“开发新知青点”。大概是2011年底，陈秀改从战友那里看到这张照片，认出了正中的自己。1968年7月20日，18岁的陈秀改去黑龙江大兴岛当知青。两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她和营地战友坐船出发，具体是去哪儿，他们谁也想不起来。

这一天，翁乃强得知这批知青要去开发新的知青点，一路跟随，在前面的拖船上拍下照片。相中人浑然不知，除了右侧蹲着的一个女生稍带笑容，大多“神情忧郁，精神不佳”。

“那个年代，十几岁的孩子，冲动地奔赴了那儿，都是自愿的，但是到了之后，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，给青年带来的，确实不是什么特愉悦的心情。只有大家在一起聊学校、聊北京的时候，才会比较高兴。”陈秀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。

她小时候得过风湿，天气一冷就特别痛苦。她在兵团两个连队都当过副连长，七年后回北京，几经转行成了一名律师。陈秀改偶然知道翁乃强的摄影展，去了开幕式感谢他：“那个历史时刻，记录下来，对中国将来避免那样的厄运，都是一个警醒。”

1954年翁乃强考上中央美院附中，父亲从印尼寄来一本北欧画派的画册，上面写：“强儿，好好学习，为人民服务。”翁乃强看不懂画册里的荷兰语，却从此喜欢上维米尔和伦勃朗。画册经年，已经残破，翁乃强再次翻看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《窗前的少女》，赞叹不已。“他们画的东西比较严谨，色彩不是像广告画那样大红大绿，好像很刺激。而是很平和，很沉着，色彩是对比出来的，比较能够写实。同时也很注意造型、形体上面的东西。”

“开发新知青点”就是这样，“不是很华丽，可是很实在，而且能够表现情绪，那时天还蒙蒙亮，光线不亮，很含蓄，含蓄中可以看出它的力量。”再看“大海航行”，“心情不一样，气氛不一样，画面就抢眼，蓝天白云大红旗。色彩跟照片都是反映情绪的，反映作者的感情的，你感觉到忧郁的，就要低沉一点，你要歌颂的，你就灿烂一点。”翁乃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1965年，《北京日报》报道了北京周口店供销社用背篓送日用品到山区销售一事。翁乃强看到，就跟供销社进山去拍摄。他发现山里很苦，房子很多是用石头垒起来的，没有电，用煤油灯；农民没有钱，就以物换物，用山里的干果、兽皮、猪骨头、牛骨头，换取火柴、煤油、烟卷。翁乃强用一系列抓拍照片，生动地展示了这些过程。

照片很受欢迎，据说有日本读者看了很感动：虽然那些人很穷，可是还是有人关心他们，很有人情味。

“作为一个摄影记者，我想着怎么样能够把中国的一些情况向国外报道。”翁乃强的一个原则是：不修图，也不摆拍。

唐山地震时，翁乃强编辑了一组图片，反映解放军救灾，一切照规定：不出现死人，不出现房屋倒塌得太厉害，不出现太惨的画面。版排好了去审，被打回来：没有反映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要加一些这方面的照片。“我找不到，除非摆布：写标语‘打击邓小平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’，我没办法编。”

“另一方面我当然要去歌颂好的。你对外宣传，非得要把国家的伤疤给人家看，要丑化我们国家，有什么好处？”“文革”期间翁乃强拍的“负面”照片屈指可数。批判刘少奇时，新华书店的造反派把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成箱搬到天安门广场焚烧，翁乃强路遇拍下，照片最后没有被采用。

《人民中国》大量采用的是美好事物，比如中日青年联欢、北京的假日、华侨农场的胡椒老人和咖啡老人。一次，翁乃强在路上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捡到钱，就一路骑自行车跟拍，一直拍到她成功把钱交给了警察叔叔。照片登了。

每次去天安门广场拍照，翁乃强领的是流动场地记者证，除了上不去城楼，可在场内自由拍摄。“没有规定什么可以拍，什么不能拍。”

李振盛作为地方媒体记者，被指定的范围离长安街很远，接近公主坟。“毛泽东检阅了一个半小时，走到那儿已经看不到丝毫神采奕奕了。”拍完后胶卷要上缴，他偷偷藏了一部分“记录黑暗面的”。

翁乃强没有被要求上缴胶卷。杂志用过的照片上缴存档，其余的自己保存。最后，公家保存的胶卷找不着了，他个人存的都还在。

几年前，有画商想出中国摄影家的影集，翁乃强受邀给了一批未发表过的照片。书没有出成，有人建议，为了防止被人复制，最好能先发表。后来摄影家茹遂初在网上做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，翁乃强趁此公布了照片。2006年，照片展出，随后拍卖。“好过把好照片当废品卖了。”翁乃强得知，很多照片办过展后，当成废品论斤卖到潘家园。他计划把照片整理完后都捐给国家。

如今他还是习惯带着相机出门，但胶片机换成了数码相机和卡片机。他看到“感动的、光明的、励志的”画面，就拍下来，比如清晨劳作的环卫工人、通夜值班的护士、王府井金鱼胡同的变迁。也有少数“负面”照片，比如汽车乱停，占了盲道；乱扔垃圾；胡同前聚起了水洼，没人处理。“只要你是好心，是要为了国家好，而不是要丑化国家。”翁乃强语调诚恳。

翁乃强的这些照片很少用来发表，有展览或杂志来约，他就提供一些。“负面”照片还没有公开过。“摄影还是要以鼓舞大家的东西为主，还是要让好人好事、健康的东西多一些。”

翁乃强作品集《彩色的中国》。中国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“纪实摄影”。这一点在1980年代翁乃强所拍摄的影像中也可以看出来，他那时的作品明显有了更多真正“抓拍”的内容。封尘多年后，再来看翁乃强的作品，却成为“中国当代艺术影像”具有特殊代表性的经典作品。